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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语到出版文本:历史修辞学一结合中国电影人历史项目(下

2018-06-29 09:35

  在实际中,哪怕受访人表达的信息不完整,掐头去尾、欲言又止,或者颠三倒四、相互矛盾,采访人也能通过背景材料,并借助眼神、语境、势态语等揣摩受访人的思想。可这些话语一旦落实到文字,常常让人一筹莫展。汤普逊谈及言说与文字的差异:生动的言说总是显得有些迂回曲折,互不搭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句子,就已经把问题说出来了。相反,实实在在的文章则显得有条不紊,言之有物,并多少有点吝字惜句。

  口头言语一旦落实到文本,其前提一定是文字的高于话语。文本呈现的形态无疑是口语被书面语的结果,就像翻译一样,是两类符号系统的--所有的翻译,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达成的一种近乎权宜之计。

  当然,历史语言修辞有别于文学修辞,它不是艺术原创,而是二度加工,有自身的修辞要求。陈望道将修辞分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崇尚音乐诗歌等艺术表达,消极修辞重在传达意义,以明白精确为主的,但求实用,不计华质与巧拙。历史选择消极修辞--宁质毋华、宁拙毋巧,尊重话语原始风貌,去雕饰浮华,去灵巧卖弄,力求语法准确、行文流畅、逻辑严密、章节明晰。

  在哥伦比亚大学早期历史实践中,艾伦·内文斯将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搜求他人记忆的人。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作品普遍采用陈述体,唐德刚的一系列,比如《胡适自传》、《张学良历史》即是如此。

  受唐德刚影响,我的最初两个《鲁明录》、《石益明录》采用第一人称陈述体。这么选择实际上还出于操作层面的策略。82岁的鲁明老师碍于听力不佳,常常答非所问,但是谈兴甚浓,总是自起话头,且一说到底。假使采用一问一答式,问答之间无法衔接,发表出来岂非贻笑大方。

  唐纳德反对抹去采访人的痕迹,他认为者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应该把问题和答案一并收入,没有了问题,历史的基本对话就不见了。这会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说话者正在大发议论,其实他们不过就是在回应质疑而已。问答式能够帮助读者追踪受访人的记忆轨迹,身I临语境。在2010年《(中国电影人历史丛书))策划会上,项目组确定统一采取问答式。

  (1)相关度。采访往往包罗万象、内容繁博,但出版需紧扣主题,即便人物传记也需剥离残片。本项目在陈墨研究员的下,将采访目标定为建立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的三维空间,尽其可能地打捞受访人生命中的所有记忆,以使其他史学研究者蒙益。美国历史协会在其章程中明确写道:无论计划的特殊兴趣如何,者都必须尝试超越计划的重心,努力扩大询问范围,创造、制作出最完整的记录,以使他人得蒙其益。结果涵盖了历史的方方面面,比如戴光晰动情讲述她的老师施济美(孤岛时期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圣洁凄美的一生,虽然与电影毫无关系,却是研究孤岛文学的难得史料。我们的采访中还有大量内容涉及南洋报业、缅甸军、延安女性生活、伪满洲国宫廷音乐、日本开拓民、抗日游击队、地下党的文化活动、战后日本人在中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内容将沉睡在抄本之中,直至社会史家、女性史家、文学史家……前来。

  (2)完整性。如果讲述内容不完整,三言两语即频频陡转话题,或者问多答少,抄本中出现一连串的简答题时,要提防,一定是出现问题。不是技巧有待改进就是受访人记忆受损程度较高,或者有意回避。历史不是法院证词,不完整的段落不宜放入出版稿中,除非涉及重要内容。

  (1)单元划分。单元是由若干问答完整与史料价值较高的段落构成。本项目往往以电影人的生命历程、任职单位、重大事件、重要作品、创作观念等来划分单元并为之命名。历史项目开篇之作《严寄洲录》首先确立单元分割模式,分为美国电影的影响、美与丑的问题、纪录性艺术片、关于喜剧、《猎字99号》和电子音乐、《二泉映月》的风波、重拍《万水千山》、谈经验。

  也有一些早期录,问答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没有单元分隔,但文稿整理者并非没有进行板块划分。比如《罗艺军录》的整理者檀秋文按事件,将文稿划分为谈《自传》、《中国电影》编辑部、新侨会议、期间的编译工作、1981年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金鸡、中国电影评论协会第五次影代会等板块。

  (2)合并同类项。与新闻发言人吝字惜句不同,受访人常常重复话题,尤其是那些纠结多年、不吐不快的心灵创伤。同时,还因为补充采访的需要,受访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叙述可能会散落在抄本中,有的前后不远,有的遥遥相隔,有的则在首尾两端。如果某一处的谈话已经尽善尽美,大可毫不吝惜地将其余几处尽数摘除。有时则需将数处内容累加才能得到最大信息量。我们采取合并同类项的办法将抄本中不同的相同内容归置一处,撷华掇秀,删去其余。

  (3)调整顺序。记忆有自己的顺序,者有时会像蜘蛛拉丝似的顺着一个细节、一个人名、一句话、甚至一种味道悠到过去时光,然后深浸其中。伟人历史应尊重这些独特的个人思绪,但专题性出版稿却不能迷失在主观记忆的拉丝结网中。整理者需将前后跳跃的讲述顺序调整为循序渐进的文本顺序,将纷杂随意的话语顺序重组为线.规整语法--补缺、删赘、校误、调色。

  口头话语若落实为书面文字,语法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它包括句子成分不完整、话语重复、用词不准确、褒贬色彩不得当等等。任何一个具备语言能力的编撰者都能够顺利地解决上述语法问题,但如何在尊重原貌的基础上将改动缩至最小,以尽量保持个人话语特征,则需细细琢磨。整理者应该牢记,历史希望理解的是受访者个人生命的独特逻辑与译释,从个人特殊的用语与说话的方式,甚至的情境,我们才能掌握其叙事中透露的细致情绪。

  根据口头话语整理出来的抄本往往出现语法结构缺失,意思不完整,大卫·克瑞斯特感叹道:说话的人经常只说了半句,听的人也就能够听出他的意思来,然而这些破碎的句子一旦改用文字来表达,顿时就成了困惑挫折的根源。

  补充没有说完的下半句,将破碎的句子缝制为一块完整的衣料,是文稿整理者在谋篇布局后面临的首要课题。待补的成分包括主语、谓语、宾语以及连接词,偶尔也包括定语、状语,甚至有时是句子。主语不完整是最常见的现象,整理者需根据上下文最近出现的信息来判断缺失的主语是我、他、她、它或者其他所指。对待其余缺失成分同样如此,整理者不宜凭空补字、添词、加句,应本着从者的话语中就近选择相关字词句的原则。

  赘述由心理与语言两种原因导致,它本能地反映着者的思维特点与语言能力。从心理学上分析,赘述的发生机制是讲述者的重复记忆与主观语义强调。从语言学上考量,赘述是者的语言能力与思维速度不合拍导致。

  由于语言与思维滞后导致的赘述应被摘除,但由主观强调产生的赘述则需适当保留。比如,祖述志谈论在大寨看到飞扬跋扈的种种,她没用一个贬义词,只反复说这个。此语无实际意义,更无须反复出现,但它是一种评价方式与情绪传达,微妙地反映讲述者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贬评。我在为((影事:东北卷I中国电影人历史丛书》整理《祖述志录》时,两次保留此语。

  还有一些赘述是记忆强调与性格显示,不宜剪除。比如边静在《影业春秋:事业卷l中国电影人历史丛书》之《邵功勋录》中,整理谈话如下.从满映开始,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电影事业就定位了。此处连续两个事业,不免有重复之感。阅陈墨的《采访人手记》,读者可知,邵功勋因为曾参加日本电影机构满映,导致一生心理阴影非常浓重,不敢触及往事伤痕。在接受采访时,大声说出从满映开始,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电影事业就定位了。那种隐忍下对生命的肯定,那种躲闪中对价值的正视,尽在赘述中,留待读者去细细品味。

  某些时候,由于受访人错用褒贬,导致词汇色彩欠妥。比如吴国英在讲述开国大典拍摄结束时的情景时说:收摊儿以后摄制人员到我那儿集合收设备。庄严的开国大典拍摄结束被她描述为收摊儿,有失妥帖。但也许收摊儿就是新闻纪录摄制组结束拍摄的常用语,既然无伤大雅,不妨保留。

  注释的目的有三,1)减少读者在阅读中的障碍。比如受访人在前面提到了一人或一地,下面讲的与此人有关,不解释此人此地,就会影响读者对下面内容的理解,这时应加注。如,受访人提到了大栅栏,或者大屯,或者良乡。读者即使不知道它在哪里,不清楚它的历史沿革,也仍旧不妨碍他们对其内容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加注。

  3)纠正正式出版物或流行说法的错误。比如,受访人谈到某正式出版物上内容,与事实不符,就要加注释。比如我采访沈寂,他说书上写了,徐韬是、死的。尽管这种说法以官史为依据,但它仍是错误的,因为徐韬是1966 年8 月死于工作组的,那时候两个集团还没有形成。

  * 此刊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动宾有问题。说一个刊物涌现新人似乎欠妥,一般只说某刊物培养或发现了新人。涌现一般用在行业和时间上,比如,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而不宜说,《当代电影》涌现了一批电影评论家。

  关于注解应勘什么误,上文已经非常清楚。要补充的是,有的失误并非时间、地点等细节问题,而是内容出现偏差。内容偏差尤以重塑记忆最具性。唐纳德·里奇认为,受访人往往被新闻报导、、观察、书籍等重塑记忆,人们也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

  我的受访人集中在新闻纪录电影界,记忆重塑时有发生。他们的电影作品包含战争、建设、会议、劳模、国际往来等重题,伴随着他们的记忆是《》、《日报》、的,和多如牛毛的文章与报道,还有数不胜数的会议与小组讨论。这些权威信息与他们的原初记忆混淆,他们甚至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就如同叙述的那样。他们所具有的历史者身份极易获取选编者的信任,从而带领读者进入记忆误区,文稿选编者必须小心考证。

  如前所述,历史书面语言修辞的前提是文本具有高于话语的。无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保留原貌,选编者还是以话语的零散性、随意性、无序性、重复性、失误为代价,趋近语言规范。问题恰恰滋生于此:价值筛选的最终依据是价值至上论,这一做法本身与历史相悖。历史的之道是以伟人史、重大事件史、唯杰作论构建的宏观,还历史为人民史、微观史;

  这些被删除、被修理、被、被校正的话语恰恰从另一个层面展示了受访人的生命独特性。整理者为语言修辞而做出的努力,恰恰淡化甚至消融了者自身的言语魅力。一些史家认为按照语言学规范整理出来的文字是对话语的,当我们借助标准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化的标点顺序把说出来的话组织成书面行文次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了他们。

  在后现代学术体系中,文本越来越遭到人类学学者的摈弃,取而代之的是置话语于文本之上的新态度。民族志学者斯蒂芬·A·泰勒尊重话语碎片,鼓励多声部文本的出现,因为这些碎片有可能在读者心中一种创生的幻想。

  标注语气,声音的提高、迟疑、加重、及喃喃自语等,都可视为是一种态度的标记;标注题外话的内容以及停顿点,为何停顿?是回答?换带?喝水?接电话?来访客?沉默?吃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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